通过学习最新版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中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伟大抗疫精神”一节的内容，再次激起我对党的热爱和对我国国家制度的自信之心。

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100周年之际，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。对于我们党而言，这是一次“大考”，更是一场“大战”。经过3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武汉保卫战、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，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，此役同时铸就了“生命至上、举国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学、命运与共”的伟大抗疫精神。这次伟大的抗疫斗争及其所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，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读懂中国之治，更加坚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自信。

对比中西方应对疫情的不同态度和方式，不难看出，这次抗疫斗争从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”、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”、“中国特色基本经济制度是战胜疫情的坚实基础”、“应对公共危机责任机制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支撑”四个维度充分展示了我国国家制度、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。

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，面对疫情这一场大战，中西方是两种速度，导致两大震惊，造成有目共睹的两种结果。中国将疫情当作头等大事，西方国家却不以为然、掉以轻心。中国面对疫情只争朝夕，凭借中国精神、中国力量创造出火神山、雷神山、方舱医院、42000多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支援抗疫的中国奇迹。而西方国家则在“没什么、只是大号流感、没人比我懂”的麻痹大意之中拖拉低效、无所作为。

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，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，我们党始终靠前指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，成立中央指导组、国家专家组、防疫指挥部统筹协调抓防疫、抓生产、抓供应，真正做到防控有力、复工有序。这是共产党人责任和担当的充分体现，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各种风雨挑战的基本体现。反观西方国家由于采取的是多党制、议会制、选举轮流坐庄制，这些扯皮掣肘的内耗制度以及所谓的自由、人权、宗教和上帝等等，导致国家政令不统一、党派利益优先，从而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阻击疫情的2个月时间之窗。

在经济制度方面，我国实行的公有制为基础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，能够有效地调配全国资源，做到应隔尽隔、应测尽测、应收尽收、应治尽治。相反西方国家，则由于实行的是私有制，任何情况下首先考虑的都是资本的增值，而不是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安全。因此在应对疫情时，就不得不采取不隔离、不检测、不救治、不公布的做法，最终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。

在应对公共危机责任机制方面，我国是各级领导、各个方面全力配合、协同作战、下沉社区、关爱家庭，共同应对重大疫情危机。而西方国家则是不负责任、目中无人，执行力低、危害性大，遇事难决策、决策难执行，执行不彻底、病毒窃欢喜，导致灾难性的局面。

总之，通过上述四个方面中西方应对疫情的对比，充分阐释了“中国之治”与“西方之乱”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根源，是我们坚定中国制度自信的活教材。这将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“中国之治”与“西方之乱”的原因，从而让我们切身体会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最有理由自信。
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深厚的历史底蕴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，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，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，诸如大道之行、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，民贵君轻、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，亲仁善邻、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，这些无不在此次疫情中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发扬。
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科学的理论指引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，是我们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思想灵魂和精神之旗。实践证明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，为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，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。我国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好例证。
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鲜明的价值取向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是我们党鲜明的价值取向。在这次疫情中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命重于泰山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，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，是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，真正解决好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的问题，因而深得人民拥护，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先进性。
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开放的精神特质。我们党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其他国家治理经验，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坚持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，在充分吸收入类文明成果中不断发展起来的。

我们的自信源自于丰富的实践成果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们党不断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，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所罕见的奇迹。中国战疫取得的成就和铸就的伟大抗疫精神也再一次表明，“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，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”。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最有说服力的证明，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基础。